二、汉字解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语言的视觉形式，是人类交际的最重要的辅助工具。
一般认为，文字来源于图画。这些记录事物、传递信息的图画通常称为象形文字。世界上的文字不管有多少种，都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根据记录和表达语言的方式的不同，通常将文字分为两大体系——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
所谓表意文字，就是不直接表示词的读音，而是用各种特定的表意符号表现语义，记录词或词素的文字。所谓表音文字，是将原来表意文字的表意图形改造成数量有限的若干字母，用以拼写语言中的语词、表现语言单位的读音的文字，也称拼音文字。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而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中硕果仅存的、现今世界上唯一使用的表意文字。它具有三大特征：
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表意功能是通过汉字的形体来实现的，形体是汉字的根本标志。
为什么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呢？这要从汉字的起源说起。
古人认为，汉字是仓颉创造的。对此，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汉人的著述中也多有记载。如《淮南子·本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特别是东汉的许慎，在他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语言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叙》（参见附录《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下同）中谈得最详细：“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意思是说，在上古时期庖牺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他仰观天体运行、风云变幻的各种现象和轨迹，俯察地球与之相对应、相联系的种种运动变化及世上万物的生长消息，参悟到了制约万物运行变化背后的规律。又看到鸟兽毛羽的纹理及世上万物的形态结构各不相同，领悟到可以通过事物的形象特征表示事物的属性。于是就从人体结构、生命运动、社会变迁的特点和本质以及自然万物的形态特征和盛衰生克中，概括出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始创《易经》八卦，用以表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现象。由于当时社会人们生活简单，生性质朴，都能顺天而动，所以《易经》八卦的原理对治理社会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到了神农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是利用结绳记事的方式进行管理的。由于社会的发展，百业兴起，这种方式已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繁杂的事物的需要，导致巧饰作伪的事情逐渐萌生。到了黄帝统治天下的时代，其史官仓颉通过观察鸟兽的爪痕、蹄印，发现其形状和纹理各有特征，互不相同，据此可以将它们区别开来，从而受到启发：可以通过描摹事物形象特征的方法表现事物，从而创造了文字。有了文字记录的资料，由此各级各类人员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各种各类事物也都能得到清晰的了解和明允的处置。）
由上可见，在古代社会，仓颉造字说已是定论。而许慎更是明晰地提出了仓颉造字的缘由、思路和结果。
不过，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对仓颉造字说多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认为汉字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造出来的，而是汉民族先人集体长期累积的结果。
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得先对汉字起源的涵义做一界定，即汉字的起源是针对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体系而言的。明确了这一前提，这些学者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第一，由以上介绍和其他史料记载可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仓颉造字说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识。近代以来，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及与不同来源资料的多方互考印证，我国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如西晋初年，由盗掘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为魏地）魏王墓冢而现世的《汲冢书》中的编年古史——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关于商周史实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吻合，在前不久完成的我国大型史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文献资料很大程度上依据了《竹书纪年》。再如，通过对甲骨卜辞等不同来源资料的研究表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就是一些历来为史学家以其言不雅驯而不屑的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山海经》等，也被证明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所以，在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是但也同样没有确凿证据证非的情况下，对古史的记载一概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现知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其历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经过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已辑录甲骨文单字5949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据最新研究，约为3500个左右），发现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造字原理（后面详述）。这说明，甲骨文的产生，应该是更久远的事情。仓颉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从前面的介绍可知，仓颉造字是一种有缘起（“庶业其繁，饰伪萌生”）、有理论指导原则（“分理之可相别异”）、有实现结果（“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的自觉的创造活动。以甲骨文相对照，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从历史沿革上讲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对创新规律的研究发现，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论的形成和重大的发明、发现，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这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即使让大众认识和接受，往往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和困难的过程。由此可见，仓颉造字说符合创新规律。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仓颉造字说是可信的，至少可以认为，汉字成为成熟的、有体系的文字是从仓颉开始的。至于说仓颉是人名是官名还是其他什么含义可以暂不细究，因为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汉字起源这一事实。
认可汉字为仓颉所造是有意义的，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字的基点。
那么仓颉是怎样造字的呢？
《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是仓颉造字的肇端和指导思想。《说文解字·叙》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意思是说，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大抵是通过描摹各种事物的形象特征的方式来表示事物的。由于这种描摹是用线条勾勒出来的表示事物形象特征的纹理，所以叫做“文”（“文”的本义是交错的花纹）。以后根据所要表示的意义的需要，将既有的“文”做为形符和声符合理地结合，从而增加了很多新的形体，这就叫做“字”（以上提出了文字形体构造原则）。“文”是表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字”说的是乳化孳生、逐渐增多的意思（“字”的本义是乳，即生育）。（可见，当初“文”、“字”各有所指，“文”“字”连用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把文字刻写于竹简、丝帛上面（用以记事）就叫做“书”，“书”的意思是表示文字的写法和形体样式，也表示在不同材料上用文字著录而形成的产物。
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汉字创造的指导思想和形体构造原则，就是通过形体结构体现字义。虽然也有表音的因素（“形声相益”），但汉字的表音是“借形表音”，而所借的“形”本身也是表意的，所以“借形表音”没有超出表意的范畴，表音是建立在表意基础上的。“因形示义”是汉字的根本特征。
由于汉字的基础是“依类象形”的“文”，带有很强的图画性，很难规范和统一，所以汉字自产生以后，形体结构就不断发生改变。《说文解字·叙》中说：“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意思是说，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到夏禹、商汤、周文武三王，文字屡经改变，形成了不同的体式。其间到泰山祭天封禅的有七十二个君王，所留刻石上的文字形体竟没有相同的。再以后又经过不断地改易、俗简、讹变，特别是隶变以及当今的简化字，汉字大都已不能以形体结构形象地体现字义，但还是用一个个形体各别的字来标志语素（语素是语音和语义结合的最小的语言单位，是构成词语的要素），这样，汉字实际上变成了以整个形体标志语素的表意符号了。
这表明，汉字始终没有脱离表意文字系统，其“因形示义”的根本特征始终没有改变。
作为世界上现今唯一使用的表意文字，近代以来，汉字的生存曾面临过两次重大挑战。
第一次始于“五·四”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救国心切，“病急乱投医”，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孔学和汉字，提出“废孔学、废汉字”，主张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音代替汉字，其代表人物是钱玄同。后来吴玉章等人又提出了拉丁化文字新方案，鲁迅曾在《门外文谈》等文章中进行宣传，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40年，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毛泽东曾说：今年必须用新文字试办冬学，扫除文盲。1941年5月15日，他又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但汉字拼音化终究没有被社会接受，倒是因汉字繁难，是“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几乎与汉字拼音化运动同时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却发展了起来，其主帅仍然是钱玄同，胡适等人也都给予支持。1923年，胡适在《国语周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的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即简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在《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文章支持简化汉字的还有周作人、周起鹏等人。汉字简化运动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于汉字改革的方向意见分歧也很大。毛泽东在1951年曾讲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的这段话做为文字改革方针的重要内容。但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三大任务则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关于汉字的前途又说：“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想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至此，汉字度过了第一次生存危机。但汉字的拼音化运动和简化运动也分别留下了各自的产物，即20世纪50年代公布实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与《汉字简化方案》。
20世纪70年代，当我国大部分时间忙于政治运动时，计算机技术却在西方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所以，1979年国门打开以后，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很快地意识到未来必将是计算机的时代。但由于当时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是用拼音文字设计、编写的和只能处理拼音文字，汉字根本无法进入计算机，所以中国能否跟上时代的发展，在新的计算机时代，中华民族能否不被淘汰，汉字似乎成了关键。
1979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西方专家公开对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汉字将影响你们的现代化”，“你们的文字是无法进入计算机的”，“应该改为拼音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你们”。而对于国门初开的国人来说，突然看到“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解放的西方“无产阶级”竟然如此地充满生机、活力和令人目眩的文明发达与富裕程度，不免目瞪口呆，转而变得盲目自卑。对于中国的落后与出路，许多知识分子比附洋人的观点，从文化的角度把矛头对准了汉字，“表意文字落后”、“中国必须走拼音文字的道路”的老调重又弹起，而且至今余音未绝。
钱伟长教授回国后，马上四处奔波，成立了“中文信息学会”。终于，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取得重大突破。1986年，美国《新闻》周刊刊登的一篇题为《古老的文字终于赶上了电脑时代》的专文预言：“古老的文字和硅世界的奇特的结合，将给亚洲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以后随着汉字输入技术和各种计算机软件汉化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计算机汉字输入的速度和汉字文件编辑的简捷性与灵活性反而超过了拼音文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发现，在信息的承载、传输、和解读等方面，汉字比拼音文字更具优势。古老的表意文字终于以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完全由西方文化孕育的现代文明的冲击和人们的理性审视下，度过了第二次生存危机，并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汉字的第二次危机，反而使我们得以从比较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汉字，从而发现了这种古老的表意文字以前从未意识到的许多优势。
第一，超时空性。汉字具有贯通古今、超越方言的功能。即使是两千多年前的古籍，只要稍具古汉语知识，理解上就不会有太大困难；相当于外语一样的方言，人们通过书面语言交流却不存在障碍。而拼音文字由于音是浮动的，几百年以前的资料非专家不能看懂。据《牛津英语辞典》的总编辑伯奇菲尔德说，自1776年美国人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以来，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的差别就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出现交流障碍，估计再过二百年，两国人就会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了。
第二，高信息量。对于同样的内容，从记录的角度比较，汉字所占的空间比任何文字都要小得多，英文是汉字的2.5倍，俄文则高达5倍；从阅读的角度比较，汉字至少要比拼音文字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从记忆的角度比较，据专家统计，当今世界上所有主要语种日常使用的词，大致保持在5万左右，实行一次构词、“字话一律”的拼音文字，其书面词形就是5万个，而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语，其书面语只由四五千个汉字组成，记忆量不足拼音文字的十分之一。
第三，启智作用。生命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两个半球的功能有明确的分工，左半球主导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是语言中枢；右半球主导形象思维、直觉思维，许多高级功能都集中在右半球，而且在没有左半球语言中枢配合的情况下，右半球也可以进行相当独立的学习、记忆和思维活动，只是要在形象思维的材料上进行。拼音文字是抽象的记音符号，是偏向大脑左半球的“单脑文字”，所以西方科学家才提出了“开发右脑”的理论。而汉字则是形象与抽象的综合，是大脑两个半球同时起作用的“复脑文字”。汉字的这一特性，使得汉字在学习和使用中能够和人脑的生理功能及大脑两个半球功能分工的不对称性相协调。美国人口学家认为中国人智商超过欧美和日本人，原因归结为：（1）中国儿童智力开发具有极大潜力；（2）汉字认识的方式比拼音文字优越；（3）悠久的文化传统；（4）中国人有特殊的推理能力。其实这四点无一不与汉字有联系，因为中国人一出生就生活在汉字文化的环境中，当然还有历史的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日本著名教育家石井勋博士进行了四十多年的幼儿汉字教育实验，他发现：“汉字较假名在表现思想和传达上，正确性较高，并且传达速度也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所需时间长，汉字则可一目了然”，“字形复杂的汉字容易记住”，“三岁的幼儿，根本无法记住假名，但如果是表示幼儿所知具体事物的汉字，没有记不住的，甚至智能发展较迟缓的幼儿，也几乎没有问题”。这也反证了汉字简化的一些误区，特别是民间创造的一些俗体字，一味地求简趋约，把形象有理的表意字变成了不知所云的无理符号，成了“单脑文字”，反而增加了认知难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汉字的优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没有间断的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汉字的传承和维系。
汉字的这些优势，根源于汉字的表意性。而汉字的表意功能，就在于其与所表现的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意象上的有机联系。这是表音文字所无法企及的。
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构形是有规律的，具有望文生义的特点。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汉字的创造是一种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分理之可相别异”）与形体构造原则（“依类象形”、“形声相益”）的自觉的创造活动。那么汉字形体构造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的“六书”说。
“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中记载周代保氏官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部分提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对于“六书”的名目，《周礼》却未明言。直到西汉末年，刘韵修《七略》，“六书”名目方始得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刘韵在这里明确提出“六书”是造字方法——“造字之本”）但是对于“六书”的具体内容，刘韵却未提及。其后，东汉初年的郑玄在为注《周礼·地官·保氏》而作的《周官解诂》中，将这“六书”的名目及次第做了修正：“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但仍然没有具体的解释。又过了几十年，至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面世，人们才得以窥“六书”之全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清代以后，人们对于“六书”的细目，大都采用刘韵的次第、许慎的称名，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下面我们依据《说文解字》，对这“六书”的内容分别加以介绍。
１、象形
《说文解字》：“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解释：象形是指按照事物的轮廓曲线特征，把事物的样子画出来，使人一看就知道表示的是什么，如日（古为 ）、月（古为 ），便是根据日满而月有缺的各自特有并相互区别的外形特征描摹而成。
象形造字法造出来的象形字有两个特征：（1）是单纯的具体表意符号，是单体结构（独体字），不能分解；（2）所记录的大都是名词。
象形字是构造其他汉字的基础。作为基础材料，自然是种类越少、通用性越强越好，所以象形造字法对所“象”之“形”非常挑剔，只有那些外形特征明显、具有代表性的“模特”才有资格入围，这就是为什么象形字在汉字中的地位最重要而数量却很少的原因，《说文解字》中只有364个，以后的一千多年，也只造出“伞、凹、凸”等几个字。
２、指事
《说文解字》：“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解释：指事是指看了能够明白其所“指”，而所表示的意义需要审究才能理解，如上（丄）、下（丅），是用一横线做基准，再在其上或下加一竖线，指示在标准之上或之下，从而表示上下方位的概念。
可见，指事法造字是用指示性笔画构造形体，表示不易和无法描摹的事物或较抽象的概念。指事字是单纯的抽象表意符号，它和象形字一样是最小的形体单位，是单体结构（独体字），不能分解，是构造复体结构汉字的基础。
用简单的符号表示比较复杂、抽象、难以象形的意义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真正抽象的意义既然无形可象，也就难以“指事”，所以指事字比象形字更少，《说文解字》中仅有125个，而汉以后（《说文解字》以后）基本上也就没有再造指事字。
３、会意
《说文解字》：“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同挥），武、信是也。”
解释：会意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够关联起来的“文”（象形字或指事字）合理结合而构成新字，通过它们之间的意义配合及位置关系表示出一种新的、通常是抽象的意义，如武、信。武的本义是征伐、示威，止是足趾的象形，表示行进，戈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一种兵器，代指武器，“戈”上“止”下，持戈而行，“武”义尽见；信的本义是诚实、不欺，言而誓，信誓旦旦，故“言而有信”。
象形字、指示字表示的多是单一的、静态的对象，而会意字表示的多是动态中事物之间彼此的关联，因而具有如是特点：（1）形体上是复合结构，是复合的表意符号；（2）几个构成部分结合后能产生新义；（3）所记录的大多是动词。
会意的方法能够表示抽象的意义，所以造字能力相对较强，《说文解字》中收有会意字1167个，现在也还使用会意法造字，如“尘、灶、汆、国、仨、孬”等。但会意字没有表音因素，不能完全适应有声语言的要求，也不易学习和掌握，加上很多抽象意义也无法会意，所以会意字的数量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此外，在许慎的“六书”顺序中，形声造字法在会意造字法之前，方便使用形声法创造的文字，应该不会使用会意法，这也许也是会意字数量有限的一个原因。
４、形声
《说文解字》：“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解释：形声是指根据事物的属性将事物划分成不同的属类，用表示这一属类的文（或字）作为构字的主义部分（形部），然后再找一个能够晓喻读音的文字作为标声部分（声部）与其结合而构成新字，如江、河，从水，读若工、可。
形声字的特点，一是结构简单，由表意的形符与表音的声符两部分构成；二是功能拓展，既表意，又表音。
由于形声字兼有表音功能，因而大大提高了汉字对语言及习字要求的适应能力，所以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形声字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至取得绝对主体的地位。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24％，到了小篆就升至87.39％，至宋代楷书则达到90％以上（宋代以后基本无变化）。
另外，从形声造字法的特点可以看出，象形、指示、会意虽然也都是重要的造字方法，但同时也是为形声造字法提供造字材料，所以一旦前三者创造出了表示汉语中所有音节（音节是语音的最小结构单位，是谈话时的发音单位，也是听觉单位）的字，凡是能用形声法创造的汉字，一般不会再用其它方法，这也应该是其它造字法所造出来的汉字的数量极为有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５、转注
《说文解字》：“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对于转注的理解，历来意见不一，争论很大。我们认为，转注是对语言中同一意义的不同表述，以已有的文字统领，再在其基础上产生一系列意义互相说明的新字，如考、老。考就是老的意思，老就是考的意思，考从老省，丂声，是在老的基础上构成的。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对于表现语言中同一意义在程度、状态、适用范围和对象等方面的细微差别的词，用不同的但联系紧密的字去记录，这就是转注造字法的实质。换言之，转注处理的是造字中同一意义的细微差别。所以形似、义同、音近就成了转注字的共同特征，如：考——老、颠——顶、走——趋、逆——迎、追——逐、讽——诵等。
转注法能导致新字的出现，但转注本身却不是构造新字形体结构的具体方法，它只提供基础（“建类一首”）和要求（“同意相受”），具体构造新字形体结构的方法是形声造字法。所以《说文解字》中没有哪一个字下面注明是转注字。
６、假借
《说文解字》：“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解释：假借是对语言中本来没有文字记录的词，不另造新字，而是根据发音，从已有文字中选取一个读音相同的去寄托所要表达的意义，如：令、长。令的本义是发号，假借为发号之人如县令及“使”、“让”等；长（cháng常）的本义为久远（甲骨文、金文像头披长发、手持拐杖之人，应为年高岁长之义，疑读zhang掌），假借为年高位尊之人如县长及“善”（善于）、“擅长”等。
假借的特点：一是不产生新字形；二是所借的字的形体与所要表达的意义没有直接联系。
不产生新字形不意味着不是“造字之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所谓“造字”，无非是给语言中的词制定一个记录符号，一个词原来没有记录符号，现在有了，只不过是“克隆”的而已。字形与意义没有直接联系也不意味着没有联系。事实上，假借很多是本义与借义有引申关系的引申假借，毕竟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以有引申关系的令、长为例，对西、韦、朋等引申假借字也不惮烦地说明假借之故。
显然，假借是处理造字中读音相同但意义有别这类情况的。因为有些词（主要是虚词）或意义（特别抽象）无法或没有必要以形象的方式（字形）恰当地表示，因而借用已有文字中读音相同的字（或引申其意义）以寄托之，足见巧妙高明。
但是殷商甲骨文中假借及非引申假借的现象比较多，这应如何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字都来源于甲骨卜辞，出自巫祝之手，数量约四五千个，说明当时文字的数量远不止此数。巫祝不是语言文字专家（至少多数不是），掌握的文字的数量必然有限，使用中难免会遇到障碍和疑难。由于卜辞的记录和解释权掌握在巫祝手中，出现这种情况，在没有工具书帮助的情况下，“假借”一个字（错别字？）应急，反正本人明白就行，没想到对于后人却假戏成真。这应该就是殷商甲骨文中多假借的真实原因。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作为“造字之本”的“六书”理论体系是相当完备和科学的。象形、指事是“依类象形”的“文”，是构造汉字的基础和原料，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形体不可分）和强大的构建功能（构成了数万计形态各异的形体）；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形声相益”的“字”，是汉字的主体和形象展示，表现出了极高地标准化与规模化（形声字）、审美和艺术处理（会意字）、个性化及精细化（转注与假借）水平。大量的、具体的工作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完成，所以所有汉字的形体构造尽出于四者；特殊的、精细的问题由转注、假借处理，包括同义中的细微差别、同音中的意义差别及疑难个案均不使之阙如。“六书”可谓尽善尽美。掌握了“六书”，即掌握了汉字的构形规律，对于汉字的认知，就可以做到望文生义，一目了然。
但是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认为，“六书”不可能是什么“造字之本”，因为汉字不是由谁预先设定好了模式再据以造出来的，“六书”是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分析和概括汉字形体构造规律的产物。我们认为，这是同对汉字起源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误解。
第一，创新规律研究表明，任何一项大的创新成果，无一不是在预先设定的目标、原则、框架的指导和规范下完成的。汉字的产生，作为古人的一种大型的自觉的创造活动，岂有例果为因之理？至于“六书”方法是否同时出现，这并不影响“六书”“造字之本”的地位，因为不管具有哪一“书”特征的汉字何时出现，作为一种自觉地创造活动，那一“书”所表示的方法原则，一定先于其产物——该“书”特征的汉字而存在。否则，数万汉字的形体结构就决不会如此地成体系，“六书”其“书”也绝不只是“六”数。
第二，前面已经讲过，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是三千三百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它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原理。这说明，甲骨文不是零星产生的集合，“六书”原理在甲骨文中已经确立。
第三，由《周礼》记载可知，至少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我国周代社会，“六书”已经是作为童蒙习字的基础知识来传授的。对此应该理解为：“六书”是和汉字同时传下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的汉字教学是先教“六书”，掌握了“造字之本”，学习起来汉字自然能提纲挈领，直见真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照今人汉字教学中的死记硬背和歪批三国式的解释，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第四，通过现代比较学的研究发现，古代西亚的丁头字和北非的圣书字，也同样具有“六书”原理。这说明，人类创造活动中的思维运动是相通的，“六书”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概括，是指导文字创造的普遍原则和方法。
对于“六书”理论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也多有苛责甚至全盘否定。我们认为，这恰恰是这些学者自身思维片面性的表现。一方面其对“六书”的性质（“造字之本”）和地位（分析、认识汉字的基础）认识不足，又没有深究汉字的形体结构何以如此地成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汉字产生以后，形体不断改易，特别是隶变及其后的简化，一味地求简趋约，导致很多俗简、讹变字的产生，使其形体构造完全偏离了“六书”，对于这些现象与“六书”的关系，不能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岂不知汉字的形体结构之所以如此地成体系，就是因为汉字是在“六书”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创造的；而隶变以后的俗简、讹变字的形体结构之所以杂乱无章和不知所云，也恰恰是因为没有构形理论的指导而又不懂“六书”原理所致。这也反证了汉字起源的仓颉造字说，因为汉字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由于整个汉字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汉字的形体构造基础也没有变，当然，“六书”做为“造字之本”在整个汉字系统中的地位也不会变。这就是为什么后世学者在对汉字形体构造规律的研究中，虽然提出了种种新的理论、观点，但其价值和影响无一出“六书”其右的原因。
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形体由最初形象化表意的图画性，逐渐演变成符号化表意的方块字，书写形式也由变化的线条变成固定的“笔划”。
现存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甲骨文。从甲骨文到当今的简化字，汉字大体经过了五种字体的演变，即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习惯上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个阶段，甲、金、篆为古文字阶段，隶、楷为今文字阶段。古、今文最重要的区别是今文隶书彻底实行汉字书写笔画化并于楷书最终定型，基本笔画按运笔方向可概括为五种，分别是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乛（折）。
１、甲骨文
一百多年前，河南安阳的农民常常从地里挖出一些甲骨，不识为何物，讹称“龙骨”。“龙骨”当然厉害，大概可以医治百病，所以药店以之入药。1899年，北京城里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太医开出的处方中就有一味“龙骨”。“龙骨”为何物？打发家人到明代开张的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抓回一看，上面居然刻有类似金文的文字，而且似乎比金文更为古老。王平素喜好金石学，有较高的古文字学素养，自然识货，立悟此味“龙骨”绝非什么药材，于是大规模收购，使得落难“凡尘”、六文钱一斤的“龙骨”身价骤增，变得奇货可居。由此，入土三千多年，“许祭酒”（《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因做过太尉南阁祭酒故称）闻所未闻的上古文字——殷商甲骨文，因为“王祭酒”的生病而得以重见天日。
甲骨即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胛骨），是商代占卜用物。甲骨经过整治钻凿，灼烧后会出现裂纹。占卜者根据这些裂纹的形状判断吉凶祸福，并将占卜的内容用文字刻契在甲骨上面。这种文字就被称之为甲骨文，也叫甲骨卜辞或契文。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地是今河南省安阳市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这里是商朝晚期“盘庚迁殷”的地方。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19个王，距今约3300年，在位时将商都迁至殷即小屯村，所以此后商也称殷。这些甲骨文大都是殷商王室用以记录卜辞的，所以也称殷商卜辞。商亡以后，殷都逐渐沦为废墟，后人称之为殷墟，所以殷商卜辞又称殷墟卜辞。
王懿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和确认商代甲骨文的人。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王投水自尽，收集的1500片甲骨多数成了《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收藏。刘鹗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于1903年编印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据《铁云藏龟》公布的1058片甲骨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甲骨学研究著作《契文举例》。此后，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甲骨学的考释，认出485字，标志作为学者研究对象的甲骨学的形成。至今，中外学者有关甲骨学研究的各种论著已达三千余种。国内最著名的甲骨学研究学者有四位，除前面提到的罗振玉、王国维，还有郭沫若、董作宾。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商代殷墟甲骨文资料的汇编，共收甲骨41956片，后又补编13450片。
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后，至今在安阳出土的有字甲骨已达10万片以上。每片甲骨上的字数多则八九十，少则几个。经过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共发现甲骨文单字5900多个，其中已辨识近2000字，常用而无争议的有1000多字。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具备完整的“六书”原理。
甲骨文的特点，一是图画性强，不完全定型，象形字和会意字的比例较大。二是由于刻契在坚硬的甲骨上，所以笔画细瘦，多方折。三是字体大小不一，疏密不均，参差不齐。
２、金文
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古人称铜为“吉金”而得名，也称钟鼎文、铭文、彝器款识。称“钟鼎文”是因为先秦青铜器分礼器、乐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种类，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和乐器，礼器多成鼎形，乐器多成钟形，故“钟鼎”便成了青铜器的代称，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就统称“钟鼎文”。
“铭文”见于《礼记·祭统》：“夫鼎有铭”。东汉经学家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所以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铜器铭文”或“铭文”。后书刻在石碑及器物上的文字亦称“铭文”。
“彝”是古代青铜祭器的总称，“款”是刻的意思，“识”是记的意思，所以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也称“彝器款识”。
同甲骨文的命运不同，金文在历史上很早就有发现，宋代已有著录，称为金石学。近代随着考古的大规模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日益增多，目前已出土的刻有铭文的青铜器约5000件（以周代为主）。
铭文出现于商代晚期，较早的铭文只有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等。如商王文丁为了祭祀他的母亲戊所铸造的“司母戊鼎”，仅在腹部铸有“司母戊”三个金文。西周以后，青铜器多铭文，且多几百字的长篇。如：周康王时期的《盂鼎》（也称《大盂鼎》），刻有“铭文”19行291字；周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又称《散盘》或《先人盘》），刻有铭文19行350字；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刻有铭文32行497字；春秋时期的《齐侯钟》，刻有铭文492字等。铭文的内容大略分五类：（1）器名；（2）祭祀；（3）王之册命、训诫、赏赐；（4）战争大事；（5）疆、田界事。现收录的金文有3000多字，其中2000多字已可识。
金文的形体和结构同甲骨文非常相近，所不同的是：（1）直观表意的象形、会意结构形态减弱，便于书写的符号形态增强，形声字大量增加；（2）趋向定型化，形旁意通而混用的现象大为减少，偏旁部首的位置有了较多的固定；（3）由于金文是器物文饰的有机部分，由刻铸而成，故作者多精细加工，所以笔画粗壮、圆转，字体匀称，字型长圆。
３、篆书
篆书分大篆和小篆。
《说文解字·叙》：“及宣王太史籀（zhou宙）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周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宣王即周宣王，处于西周晚期、春秋前夕，距近约2800年。“太史”是官名，“籀”是人名，《大篆十五篇》是当时为教育学童习字而编写的。“篆”是运笔书写的意思，“大篆”即大写，意为正规字体，是学童习字的样板。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规范字体。由于《大篆十五篇》为太史籀所作，所以又称《史籀篇》，大篆亦称籀文。“古文”指大篆产生时当时社会通用的其他古传文字字体，大篆（字体）和古文有所不同。其后周朝进入春秋时期，大篆成为秦国通行的文字字体，其他诸侯国则使用古文。所以三百年后的孔子、左丘明著书用的都是古文，字的意义还可以根据形体说明。再以后，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导致度、量、衡及礼法、语言各异，文字形体有别。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时亡其六篇矣”。许慎作《说文解字》收籀文（即大篆）223字，即是根据当时尚存的九篇辑录的。《史籀篇》于魏晋后全部亡佚。
大篆古字体的代表作是“石鼓文”。“石鼓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刻在石鼓上的文字，原称《猎碣》、《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石鼓共10个，曾曝弃荒野达1300多年之久，于唐初方始发现于岐州雍县的三畤原（今陕西宝鸡地区），后历经磨难，最终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0个石鼓上均刻有四言韵文一首，内容主要是歌颂贵族的田猎游乐生活，原刻600多字，现只存300余字。
小篆是秦始皇为统一全国文字所制，是相对于大篆而言的，也称秦篆。
《说文解字·叙》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统一文字，废除那些跟原来的秦国文字即大篆不同的书写形式，只保留其中与秦文一致的部分，由大篆简化而来，并以李斯等人所作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为标准字体。由于是大篆的简体，所以叫小篆。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四言韵文，汉初将三篇合并，统称《仓颉篇》，唐以后原先亡佚。小篆古体今天原先尚能见到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泰山所刻的《封泰山碑》，据传是李斯的手迹，是标准的小篆，原刻现仅存10字。另一部分是许慎《说文解字》中作为字头的9353个小篆字体。
篆书（主要是小篆）的特点：一是字型稳定，内聚环抱，呈长方形，大小统一，奠定了汉字“方块形”的基础；二是笔画匀称，线条粗细一致，圆转流畅；三是书写全面实行线条化，为汉字的笔画化打下了基础。
篆书字形的这些变化，使甲骨文、金文所具有的形象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汉字通过形体表义的功能大为削弱。
４、隶书
隶书分秦隶和汉隶。
秦隶又称佐书、古隶，是篆书的简化俗体。《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就是说秦始皇在初定天下时，焚毁清理不符合自己统治需要的经书、典籍，同时大兴土木（修长城、阿房宫、寝陵等）、拓展疆土，因而大量征发劳工、兵卒服徭役和戍守边关，导致行政和狱讼事务急剧增加，对各种文书要求急迫。而小篆由于笔画繁多，且弯曲圆转，书写起来既慢且难，根本无法应付公务。所以那些具体经办文书的小吏们（衙役和狱役，也称隶卒）为求急就而采用隶书，取其简便易用的特点。这就是隶书最初的公开亮相。以后，隶书就成了秦时行用于官狱事务的文牍。同时，古文则由于秦王朝的“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从此消失。
秦隶相传为秦时程邈所创。程邈为下杜人（今陕西长安县西），因得罪被囚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在狱中，他对大篆进行删简省改，创制了新体。献于朝庭，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秦隶也许因身份所致，所以秦时虽用之甚多却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始终处于小篆的“辅佐”地位，所以又称“佐书”。
秦隶对小篆的“改造”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形变。指文字的形体结构基本不变，只是将小篆弯曲圆转的线条改为平直方折的笔画，而导致文字的整体形象发生改变。一种是省变。指在形变的同时，将小篆的繁复字体进行简化。再一种是讹变。指在形变的同时，文字的形体结构也发生变化，偏离“六书”原理，文字的本义隐晦难明或不复体现。
秦隶以权（秤锤）、量（量器）铭文为代表。其特点：一是以点、横、掠、波磔等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彻底摈弃了汉字原有的象形特征，变“描绘”符号为“书写”符号；二是对整个汉字的构形进行了全面调整，使字体结构稳定，字形固定呈扁方。
汉字演化到秦隶，发生了质的变化，形体结构完全改观，古文字形体基本上被改变，字形的形象意味不复存在，以形体结构体现意义的特点几乎被安全抹平。由于其变化之大，所以史称“隶变”。隶变是汉字演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变以后，汉字的形体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以后人称隶书至今（当时）的文字为“今文字”，相对的，隶变以前的文字称为“古文字”。
隶变的着眼点是使汉字便于书写，但却加大了汉字的认知难度，因为它使汉字形象表意的特征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是趋向表意的符号化。
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而成为汉字的正式书写字体，所以后称“汉隶”，也叫今隶，而将秦隶称为“古隶”。秦隶唯求“约易”，撇捺钩点之类尚未最后形成，尤其波磔不明显，构形多带篆书意味。而汉隶则讲究波势、美观、工整，有棱有角。其主要特点是：（1）字体结构稳定，字形呈扁方形，匀称统一，成为初期的方块字；（2）笔画简易定型，平直方折，形成了点、横、竖、撇、捺、钩、折等基本点划，汉字书写完全实行笔画化，成为初期的笔画文字。
５、楷书
楷书也叫“正书”、“真书”。由于是从隶书演变而来的，所以也叫“今隶”。
楷书一改汉隶“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的笔画和扁方字体，变而笔画平直，字形方正。同时排斥隶书构形自由、同字异形的倾向而力趋构形单一、规范。唐代张怀瓘在《书断》卷上“八分”中说：“楷书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式。’故凡有法度之书，皆可称‘楷书’。”
楷书自汉末兴起，经三国钟繇推动，至东晋王羲之达到第一个高峰，所以后世尊王为“书圣”。唐代楷书大盛，其字体彻底消除了南北朝时尚带有的隶书笔意，基本点画完全脱离了篆书的线条形态，可以充分利用毛笔富于弹性、能粗能细、能方能圆的特点，写出品式众多、情状各异的点画形态来。所以唐代楷书名家迭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家”，后有名家颜真卿、柳公权各成一体。颜、柳、欧与元赵孟頫被后世尊为楷书四大家，所书楷书被分别称做颜体、柳体、欧体、赵体，均为后人习楷范本。
楷书的特点是：（1）字形方正、稳定，成为正式的方块字；（2）笔画平直定型，成为成熟的笔画文字，基本笔画按运笔方向分为五种：一（横，包括提笔）、丨（竖）、丿（撇）、丶（点，包括捺）、乛（折，包括各种折笔）。
楷书由于其字体端正秀丽，易写易认，自汉末兴起以后，成为历代正规使用的一种典范文字。自楷书始，汉字的方块字形和笔画形式均已基本定型。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县万岁里即今河南郾城县许庄村人（现许庄村东一里处，仍有许慎及其子许冲的墓冢），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初年，卒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即公元100年前后的这段时期），享年八十余岁。其仕履初为汝南郡功曹，后举孝廉、迁太尉南阁祭酒（丞相府属僚出入南阁的首领。南阁指太尉即汉丞在朝廷办公处出入宫中的小门）、再迁沛郡洨县（今安徽固镇东）之长（称病归里，未到任），故后人亦称其为“许祭酒”、“许洨长”。许慎“性纯笃，少博学经籍”（《后汉书·儒林传·许慎》），曾于京师洛阳师东汉著名经学大师贾逵习古经文，先后亦曾转益多师，并以太尉南阁祭酒的身份受诏到皇宫藏书处南宫东观典校秘籍（“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再造脱误，是正文字”），精通古今文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引同上）。’”
许慎作《说文解字》，缘起于当时因儒家经典传本文字形体不同而酿成轩然大波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合《乐》于《诗》或《礼》而称五经），由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西汉时五经通行传本的字体都是隶书，因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谥号）刘余拆孔子故宅从墙壁中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以及北平侯张苍（秦御史，归汉封北平侯。北平，今河北满城）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均为古文所著，故称古文经。但对于古文，“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说文解字·叙》）。（意思是说，由于当时世人从未见过古文，不识为何物，故而群起反对，大加诋毁，认为是好奇立异之人，故意改变正规文字即隶书，对着孔壁凭空虚造的一些让人无法认识的字体，扰乱通行字体，以求在社会上出名。）因汉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书文字字体不同，自然影响人们对经学的理解，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时的帝王对此都十分重视。汉宣帝在位时（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曾召见齐地一位通晓《仓颉篇》的人，并派人跟其学习。汉平帝在位时（公元前1年—公元5年），也曾征召爰礼等一百余人，叫他们在未央宫里面解说文字，并敕封爰礼为“小学元士（即文字学博士）”。汉章帝元年（公元76年），亦曾召贾逵与诸儒讲学北宫白虎观。建初八年（公元84年）又命贾逵等人挑选一批“高材生”，在黄门署专门为他们讲经（许慎可能就是于此时受业于贾逵）。许慎立足于古文经的观点，认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叙》）。”（意思是说，文字是经籍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实现仁治的先决条件，前人能够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能够认识古代文化，正是靠的文字。所以说，只有确立了根本，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明白了真正的道理，也就不会受各种不经之论的影响。）所以其子许冲在《进书表》中说：“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自给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成书的由来。
《说文解字》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命其子进献，历时二十二年，堪称精心用意之作，是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集大成。正如作者在叙中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意思是说，现今我著此书，以小篆为说解对象，参照古文、籀文，广泛收集那些通晓文字学的人的各种观点、意见（汉人重师承，所学必有所本，多为上古所传），只要可信而又能证明的，均予以采用、撰录，以辨理文字的结构类型，剖析谬误，使后学者能够明白，从而正确理解文字形体构造的本意。将文字按不同部类排列，使其不混杂无章，在书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不载录的。对于那些形体结构已不能明白显示本义的文字，详加解说，以求使人理解。书中所引用的……都是古文经。对于弄不清楚的，予以注明，存而不论，不强解之。）《进书表》亦称：“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实非过甚其辞。
“说文解字”包含“说文”和“解字”两层意思。“文”是“依类象形”的产物，是单体结构，不能分解，故说而明之，是谓“说文”；“字”是“形声相益”的产物，有两个以上构成部分，可以分解，故解而析之，是谓“解字”。《说文解字》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古文、籀文，收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说解字义、辨识字读的大型字书，是我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其学术门类涵盖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方面面。该书进献不久即流传于世，倍受推崇。南北朝曾有人将许慎与孔子相提并论，唐代以《石经》、《说文》、《字林》取士，更提高了《说文》的地位。清代王鸣盛称：“《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所言虽或过分，却也约略揭示出《说文》与其他书的内在联系，不为无见。历代注疏之学，多得益于《说文》，历代工具书特别是字书，大抵是直接或间接祖述《说文》。今天，该书仍是我们认识汉字、分析形义关系所必需借助的工具书，也是我们弄懂其他相应古代文献的锁钥与研究上古文字金文、甲骨文的桥梁，其在文化史上的核心地位是无可争议的。